1800万职务侵占案获不起诉辩护心得，跨国企业家深陷供应链金融“泥潭”终脱险

廖某系从事跨境贸易的民营企业家，其实控的多家企业在法国、中国香港、中国内地有实体经营，拥有多个国际知名品牌的中国区独家代理权。作为旅居海外的杰出华人代表，廖某身兼华人协会会长等多种社会要职，在重要场合多次承担接待中外政要的职责，对于国家间的友好邦交倾力奉献。

2023年初，公安机关以其与控告方A公司的高管黄某内外勾结，利用职务便利私订合同、套取合同款项为由，对常年定居法国、恰逢回国出差的廖某采取强制措施，后将本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。

该案交易所涉货物金额高达人民币1800多万元，一旦职务侵占罪指控成立，廖某将可能承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刑事责任。

1. 供应链金融模式、托盘贸易规则、跨境贸易术语等行业知识对于司法工作人员而言存在专业壁垒，如何有效打破专业壁垒，是成功还原案件事实真相的关键！

2. 控告方蓄意控告、片面节录证据，让办案人员产生先入为主的有罪思维，而关键证人隐居海外，我方的部分海外员工亦已离职。如何收集有利证据，佐证己方观点，打破侦查人员思维惯性、有效输出辩护观点？

3. 涉案商事纠纷沉疴难解，交易双方心存芥蒂多年，如何有效沟通息诉止争？

4. 涉案金额高达1800万之多，一旦构罪，当事人可能面临十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在不具备相对不起诉的情况下，辩护策略如何制定？

5. 控告方律师笔录直言控告方实控人系市人大代表，控告方亦为上市公司，如何化解难题与压力，有效辩护？

胡珺律师在最初与廖某洽谈时，敏锐地意识到本案涉及供应链金融、跨境电商的行业壁垒，基于案件事实，迅速形成基本判断：本案虽案情复杂，但仍有争取不起诉的可能。因案发于深圳市，为最大化保障客户利益，以便最高效、便捷地办理本案，经慎重考虑，邀请了在深圳执业多年、有过多次大要案合作经验的李茂阳律师共同办理本案。

胡珺律师、李茂阳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介入案件，仔细研判了在案证据及公安机关的指控逻辑，经与当事人充分沟通，认为本案属于民事纠纷，确定了无罪的辩护方案。

两位律师在面对本案难点时，带领团队加班加点、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，实质辩护与有效谈判并举，以解决客户问题为导向，有效化解客户刑事风险的同时一揽子解决了商事纠纷，为客户直接减损近2000万。

涉案企业均具有国际贸易背景，本案中存在“行业壁垒”的重大认知差异。在与司法机关沟通的过程中，律师发现“隔行如隔山”现象突出，司法工作人员对于国际贸易规则、供应链金融模式、托盘贸易原理等知识缺乏系统认知、较难理解部分交易习惯或重要事实，导致对案件事实认定、证据收集、法律分析等问题易受控告方所述之影响。承办律师的工作以破除“行业壁垒”为首要重心，力求通过有效沟通，使得司法人员了解跨境贸易领域的专业知识，实现辩护目标。

承办律师对“供应链金融”及跨境贸易的行业惯例的讲解贯穿了办案始末，承办人员亦多次主动致电询问相关内容。最终，通过律师团队与司法人员的有效沟通，成功消除专业壁垒，使得案件本质得以呈现。感谢司法人员承办此案时给予极大的耐心，充分体现出对民营企业家是否涉刑问题的高度重视。

在介入案件一个月内，律师团队指导廖某及其公司员工（分散于海内外多地）收集百余份、数千页证据材料，并最终筛选整理出了可以证明廖某无罪的三十五项证据（三百余页），在案件的不同时期，案件办理的难点与侧重点会发生变化，尤其是补查重报后，控告一方为达到指控目的，递交新的法律意见及证据，试图影响办案机关。

对此，根据情况的变化大成律师团队先后撰写了多份法律意见书，近两万字的法律意见书共计三十四页，全面还原了案发期间的重要事实、逐一反驳了指控逻辑，引起了检察机关的高度重视。

承办律师多次与办案人员沟通，及时化解办案人员疑虑，在主动搜集、提交证据的基础上，律师团队进一步递交调证申请，引导办案机关聚焦本案核心事实，说服检察机关再次将本案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。

在补侦期间，律师团队主动与侦查人员多次取得联系，就本案事实与证据情况进行充分、有效地沟通，同时建议公安机关收集对我方有利的相关证据，积极推进案件进程，终使事实原貌得以呈现。

律师一直被定义为解决法律问题的专业型人才，但是，从根本上解决客户的问题，以解决根本问题为导向才应该是优秀律师追求的目标，体现在本案中就是谈判和辩护并重。

本案实质是一起经济纠纷所引发的刑事案件，双方之间存在久拖未决的货款纠纷，由于疫情、相关人员离职、公司管理不善等问题，才导致事态恶化，对方启动刑事控告。

律师团队在办理此案过程中，认真筹备谈判，并分步推进谈判进程。在介入初期，廖某多次表明愿意展开谈判，但律师团队认为，此时证据尚不明朗，控告方正处在立案成功的“胜利喜悦中”，当下开启谈判，我方不仅无法掌握话语权，并且谈判亦无法达到解决根本问题的效果。故，律师团队向廖某一再强调，谈判必须在证据收集完毕，客观真相已基本还原，有效形成我方无罪辩护策略，并积极说服司法人员基本采信我方无罪观点的情况下再开展。

谈判初期，控告方利用其可出具谅解书这一优势条件，向廖某施压，并强硬提出巨额和解金额要求——385万欧元（货款及高额利息），我方团队仔细分析利弊，进退得宜，最终帮助廖某止损255万欧元（约合人民币2000万元）：

（一）精准判断，果断拒绝不合理诉求

律师团队通过案情还原、证据搜集工作，证明部分合同款项不应由廖某承担责任，在正式谈判开始前，就成功排除近100万欧元款项，压缩对方约30%的谈判空间，也以此平衡了与对方谈判的气势。

（二）控制节奏，充分预判和谈时状况

律师团队预先通过多渠道背调，了解到控告人急需资金。在预判各类情况后建议廖某：初期不能急于报价，要静观其变以掌握对方底线。正式谈判启动后，对方展示高姿态，要求我方主动报“诚意价”。凭借预先拟定的谈判思路及现场拉锯战，对方在一小时内主动降价35万欧元，此时谈判金额来到了260万欧元。

（三）观察局势，洞悉当事人心理变化

律师团队立即表示无法接受260万欧元的方案，且提出为何控告人索要260万欧元的问题，控告人的实控人表现出了“要离席终止谈判”的态势。

廖某情绪明显受到影响，并表现出了急切，遂未征求律师意见的情况下，径自提出150万欧元的方案，律师团队敏锐地意识到局势于我方不利，主动提出中场休息，并借此机会在会议室外向廖某讲解了律师的分析判断，通过观察发现对方五次表示“离席终止谈判”，但身体纹丝不动，判断出其仅为施压，要求廖某稳住心态、不要擅自出价，注意谈判节奏，充分考虑己方后续的履约障碍。

（四）进退有据，反向控制对方预期

廖某冷静后，按计划表明筹措难度，协调未果，因办案机关午休而中止谈判。律师团队告知廖某，控告方一定会主动联系，切勿焦急。

当晚，控告方果然如律师所言，主动联系但留下威胁“若不按170万欧元当日和解，将每日涨价1万欧元”。

该话语给廖某造成极强的心理压力，立即电话律师，想要马上解决问题。胡珺律师听后，告知廖某：谈判的有利时机出现了，晚上九点主动发来信息，表明控告方迫切需要这笔和解金，当下是虚张声势。今晚不必回复，明天早上告知其130万欧元可以和解，如果同意，马上安排律师起草协议、筹款，争取一次性支付。但如果不同意，就走流程。

最终以130万欧元与对方达成和解，成功避免了255万欧元的损失。

该次谈判正是美国前财政部长、高盛公司联席主席Robert Rubin名言的经典复刻：“有时候，如果你不答应，结果反而会更好。”

本案办理过程中，律师团队做了大量细致艰苦的工作：百余份、数千页证据材料的收集；三百余页无罪证据的整理凝练；近两万字法律意见书的书写；与办案机关的有效沟通，跨过供应链金融这一行业壁垒，搭建同一沟通平台，聚焦职务侵占的构成要件，全面还原了案件事实、逐一反驳了指控逻辑，引起了检察机关的高度重视。

然，其时恰逢某检领导更替，为避免此案搁置，两位辩护人争取一切可能与承办检察官取得联系，最终使得该案在节前通过部门会议及检委会议，取得了不起诉决定的极佳辩护效果，廖某在滞留境内一年后，终于重获自由，如愿出境。

如同医生，在精细化分工的今天，律师业务亦存在一定的专业壁垒。我们在执业生涯中专注于刑事业务的办理，充分熟悉、掌握刑事案件的办案规律与技巧系本案取得喜人结果的基础。

作为承办律师，此时工作仅立足于法律专业化是远远不够的，更要以行业化为依托，通过有效沟通，让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了解行业、走进行业，消除壁垒。唯有将专业化与行业化相结合，才能实现有效辩护。

谈判时律师应当优先考虑如何最大程度保护当事人利益，而非为完成工作，一味劝说当事人接受对方条件——也即律师应当在充分准备后清晰预判谈判走向、时刻把控谈判节奏、同步引导或疏导当事人情绪，共同冷静判断，凝聚共识、攻防得当，才能取得理想效果。

由于本案事发于数年前，且涉案企业为境外企业，导致本案案发初期，指控当事人的言辞证据极为不利。律师介入后，当事人虽陈述了事情原委，但基于多年办案经验，深知仅凭其一面之词，显然难以打破现有窘境，在仔细分析现有证据后，将指导当事人收集客观证据作为本案破局的首要。

作为非法律专业人士，当事人往往无法准确提供有利证据。基于此前提，律师在介入案件的第一时间指导当事人从多维度、多渠道开始证据收集工作。事实证明，这些形成于案发前的客观证据也成为扭转案件事实的关键。

回顾本案，案件办理过程中，廖某常常焦虑——如前所述，对于一名优秀的企业家、杰出的华人代表而言，蒙受不白之冤、接受涉刑调查，无疑是对其努力奋斗、认真耕耘的毁灭性、侮辱性打击；此外还有妻儿分隔两国、无法出境履职等焦虑情绪，对其心理造成重大伤害。

于律师而言，贯穿于本案始终的命题除了如何抽丝剥茧还原真相、精益求精制定辩护方案外，如何适度疏导当事人的情绪，给予人文关怀也成为了工作的一部分内容。案情之复杂，要素之棘手，如前有狼而后有虎，稍有不慎，便是十年牢狱万丈深渊，或是心理创伤积郁成疾。考验辩护人的，除了在纷繁复杂、浩瀚如海的证据中凝练关键事实的能力；还有在巨大压力前，携手委托人共进，不抛弃不放弃的心力。

廖某起初对其可能身陷囹圄充满愤慨焦虑，而随着案件办理的深入，尤其是了解到办案细节后，心态也悄然发生变化——辩护意见被听取、案件迎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转折，深入“体验”刑事程序后，廖某对我国法治事业有了新的认知，也坚信每一位遭遇类似情况的同胞，能得到公正地处理。

作为辩护人，在取得良好效果深感欣慰的同时，也对司法现状产生了深入的思考。对于正常经营合法业务的民营企业家而言，刑法本应是保障其经营活动的最后一道防线，但实践中往往不乏些许企业合法但不“规范”的经营活动，被别有用心的人任意歪曲、贬损为违法犯罪活动。对此，也建议企业家们予以重视，防微杜渐，日常注重业务流程的合规建设，避免无端陷于诉累。